昆山***案要是在古代会怎么判？
昆山案件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是否防卫过当，根据中国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抢劫、***、***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以上情形可以实施无限防卫。
根据***来看，骑车男子确实生命遭遇严重的威胁，当刀子滑落后，宝马男和骑车男同时抢夺刀子，此时骑车男生命的危险并没有解除，为了彻底消除危险因素，他挥刀砍向了宝马男，此时还能算正当防卫。但是，当宝马男逃跑并跌到时，骑车男仍追着砍，这里就有争议了，有人认为骑车男在自身危险解除后仍继续追砍的行为就属于防卫过当了。在中国，防卫过当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可以作为减刑的依据。
在古代，防卫过当这个概念也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在商周时期，就规定了正当防卫可以减免刑罚的概念，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私刑盛行，国家允许通过登记复仇，这是无限防卫权的最大化。汉代规定，无故进入他人的房屋、车船者，侵犯他***身自由的，主人可以当时杀之。到了唐代，对于杀掉私闯民宅者，虽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同时规定，对于因迷乱或喝酒而神志不清的人误闯民宅，或者老弱、妇女等明显不具备侵犯他人能力的人闯入民宅，主人不得***，由此就有了防卫过当的思想萌芽。宋代以后，对于防卫过当的规定就越来越详细了，基本跟现在的差不多，甚至某些方面更加严厉。
《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了这么一件案子，有位姓康的人去讨债，发生争执，当姓康的快要被打死时，他的儿子出现了，打死了行凶者。根据唐代的法律，正当防卫是可以减免刑罚的，但打死了人同样要判***，这就比现在还要严苛了。但是，封建社会毕竟是人治社会，皇帝知道这件事后，认为康姓儿子是为了解救父亲而出的手，根据儒家的观点，是孝心可嘉，因此赦免了康姓儿子的死罪。在宋代，凡是父母或祖父母受到侵犯时，儿孙辈防卫过当打死了人，一般会得到司法的怜悯，需要奏请皇帝亲自量刑，可能会免于流放。
由此可见，在古代，也有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说法，而且古代的法律更加严苛。因此，在古代昆山案件判得只会比现在更重。但是，如果与儒家礼教相冲突，往往是法律败下阵来，例如汉代的辱母案中，孝子董黯在杀了仇人后，非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还被朝廷看中并邀请入仕，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文/小谢
昆山龙哥被夺刀反杀，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大伙儿纷纷表示对反杀小哥的声援，呈一边倒之势席卷网络，甚至还掀起了一阵对“正当防卫”问题的热议浪潮。
何为正当防卫？
我国《刑法》有这样一个定义：“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此为正当防卫的法律根据。
但紧接着，法律又对防卫的“正当性”作出了一个限制，即防卫不可超过必要限度，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而对“必要限度”的精准把握，使这“昆山反杀案”变得扑朔起来。让法官们迷茫，让群众揪心，让反杀者坐卧不宁，让龙哥也死不瞑目。
现代法律有时候难以契合国人的思维。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在古代这类案件会怎么裁判呢？
古代的法律，当然没有“正当防卫”的概念，但脑子里会存在正当防卫的意识。对正在遭受的迫害，而产生即时的反抗行为，是人之本能，也是天之公理。基于此，国法对防卫问题，便会或多或少地承认，并散见于历代的律法当中。
我们就以清代的律法为例。
在《大清律例》中，“罪人拒捕”律下有一条补充性的例文：
“凡凶徒挟仇放火，及实在凶恶棍徒，无故生事，行凶扰害，并***未成各罪人，被害之人及本妇有服亲属，登时愤激致死者，均杖一百，徒三年。余人杖八十。如杀非登时，仍照擅杀罪人律，拟绞监候。余人杖一百。”
（《大清律例》书影）
昆山龙哥，算是一代“凶恶棍徒”；随身携带管制刀具， 上来就要“放大招”，此为“无故生事，行凶扰害”；电动车小哥死里逃生，绝地反杀，则符合被害人“登时愤激致死”的情形。
各种条件天然符合，因此，反杀的那位小哥，该是被判个“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
可能这最后结果，也不太符合群众们的预期。但这毕竟是人家如何量刑的问题，与犯罪情节的裁量无关。
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例文中“登时”“愤激”等情形的判断，与如今法条中的“必要限度”比起来，难度可能要小得多。满满的都是情景代入感有没有！
看来，有些“接地气”的立法智慧，可能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好好挖掘的。
参考文献：
《大清律例》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转载内容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邮箱:961674004@qq.com，我们会予以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bjxatd168.com/post/1980.html
